披着狼皮的狼

中国的“和谐社会”很不和谐，工人为讨薪罢工，冤民为讨说法上访层出不穷；日前吉林通化钢铁集团又发生了大型“群体事件”。德国《法兰克福评论报》介绍事件经过时写道，“这样的场面使人想起了阶级斗争的时代：中国一家国有企业的工人们打死了一名经理，因为他要使企业私有化并要大规模裁员。共产党立即宣布停止兼并，但工人领袖并没有作为无产阶级英雄受到欢迎，而成了刑事犯正遭到追捕。”

《柏林日报》报道了通化事件的来龙去脉，特别注意到“国家媒体把这样的事件称为‘群体事件'，这一概念被普遍用于未经批准的示威活动，这表明中国政府谴责抗争行动”：“官方只是简短报道了这一事件，因为北京竭力要把有关中国社会紧张形势的信息控制在最低限度。但互联网论坛上，人们指责说，这一事件代表了中国许多企业的现状。一位博客说，‘问题在于制度'。因为中国不存在能起作用的企业职工代表委员会或工会，所以工人只能采用阶级斗争的手段进行反抗。但共产党已不同情这样的阶级斗争了。”

《南德意志报》指出，"中国钢铁工人愤怒打人致死的残酷做法是令人震惊的个别事件，在中国很少发生。但这样的冲突本身绝非个别案例。在人民共和国，尽管很少出现使用极端暴力的情况，但罢工越来越多。”文章认为，问题在于：“共产党领导人不允许独立工会存在。而国家的工会不关心工人，所以只能非法罢工，带头人往往被捕入狱。不久前，北京虽然发布了新劳动法，这可以视为对工人不满做出的反应，但这并没有触及最大的问题，也就是企业中工人没有真正自主权的问题。中国钢铁工业结构改革中出现了系统性错误，通化就是一个例子。中国1200家钢厂中的大多数是亏损的国有企业或所谓的小钢厂。钢铁工业有巩固加强的必要，北京支持这样做，但贪婪的经理和党的干部在此过程中一再牺牲工人利益，自己大发横财。在外国人入股的合资企业中，罢工和示威也越来越频繁。工人感到自己被政府和国家的工会抛弃，起来自己把握自己的命运，有时他们会难以自控。”

《南德意志报》同一天的另一篇文章写道：“1982年，中国删除了宪法中规定的罢工权利。政府说，社会主义制度下不需要这样的东西。但今天中国的罢工越来越多，工人们也越来越能取得成功。由于害怕抗争成为燎原之势，中国政府对单个事件做出让步，但它拒绝建立一个初期就能化解工潮的有效体制。最近所有冲突中，都看不见唯一能合法代表工人的全国总工会，它只是共产党延伸到企业中的手臂，工会干部关心的是与经理们做赢利的买卖，而不是工人的困苦。”

而几乎同期在中国南方深圳市发生的台资企业富士康据说是被逼自杀的事件，同样引起国际舆论强烈关注。美国多维社报道说，当苹果iPhone的一部最新款式的代号N90的原型机在层层保护下失踪后，富士康将内部调查的目标集中在了一名现年25岁，性格内向的公司员工孙丹勇身上。孙丹勇是一名大学毕业生，在工厂的物流部门工作，负责新产品导入阶段的出货。他曾被厂内的保安殴打和羞辱。在7月16日清晨，孙丹勇从一栋公寓楼的第十二楼跳下，当场死亡。《纽约时报》报道说，当地公安局拒绝回答有关此案的问题；但有关“显然是自杀”的报道引发舆论质疑富士康公司对待孙丹勇的方式以及富士康工厂的劳动条件；富士康是台湾鸿海集团的下属公司，此前就已经因为对待员工苛严而受过强烈批评。

《纽约时报》的报道还说，监督中国工厂的中国劳工观察组织把孙丹勇的死因归于“富士康非人道的军事般的管理制度，这种制度缺乏对人权的基本尊重。”该组织说，他们于去年发表了一份针对富士康的详细调查研究报告，记录了该公司虐待员工的细节。

但《南方都市报》的采访中，那名被富士康停职的保安官员否认曾殴打孙丹勇，只说自己“有点生气，”所以抓过孙丹勇的右肩。即便如此，公司仍然向孙丹勇的家属支付了赔偿。他们拒绝说金额大小，而孙丹勇的哥哥说是30万人民币。

孙丹勇在云南省一个贫穷的小乡村长大，高中毕业时全年级第一名，他从全国知名的哈尔滨科技大学毕业，于一年前进入富士康公司。

《纽约时报》的报道还说，一名保安和两名穿着印有富士康标志的衬衫的人出现，他们威胁记者的翻译说，如果继续问孙丹勇问题，就会“揍”她。稍后，富士康官员说该保安不属于他们公司，可能是公安局的人。

吉林通化钢铁集团又发生了大型“群体事件”和深圳富士康员工孙丹勇自杀，笔者又想起“长沙刁民陈洪”。

事实上，吉林通化钢铁集团又发生了大型“群体事件”和深圳富士康员工孙丹勇自杀，反映的是同一个问题：工人在当今中国的实际地位，是如何的低下。他们的权益，又是如何的不被保障。

在“长沙刁民陈洪”博客中，陈洪指出：“在中国，劳动力被当做一种纯粹的自然资源在使用，他们既没有集体谈判工资的权利，更谈不上在发达国家已经成为常规的各种社会权利（福利、保障等等）。于是，作为分散的个体，在与资本的博弈中，他们的工资便成为所有成本中最容易压缩的那一部分。”因此，“这是一种典型的政治过程，而不是简单的市场过程。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这种博弈的最终结果，是中国底层劳动者的毫无保留的惨败。中国的低工资更多的是国内分配严重不均衡的结果，它既非国际竞争的结果，也非自然禀赋所致。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固然可以在全球竞争中赢得有限、但非常脆弱的比价优势，也可以因为外汇储备的扩张、贸易的增长而为国家赢得某种强大的形象……。”

陈洪总结道，“或许，正是凭藉这种野蛮的力量，我们才能让我国的经济出现了奇迹。”

陈洪这段话，使人想起清华大学教授秦辉的相关论述。秦辉认为，所谓中国模式或中国奇迹，其主要特点“除了低工资、低福利的传统优势外，中国更以‘低人权’的‘优势’人为压低四大要素（人力、土地、资金和非再生资源）价格，以不许讨价还价、限制乃至取消许多交易权利的办法‘降低交易成本’，以拒绝民主、压抑参与、漠视思想、鄙视信仰、蔑视公正、刺激物欲来促使人的能量集中于海市蜃楼式的单纯求富冲动，从而显示出无论自由市场国家还是福利国家都罕见的惊人竞争力，也使得无论采用‘渐进’的还是‘休克疗法’的民主转轨国家都瞠乎其后。”

陈洪只有文革期间上中学的一点学历，还是一个下岗工人，却能对一大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都说不清的所谓中国模式和中国奇迹提出自己的一针见血的洞见。正如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徐友渔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曾说过的，“中国的现实问题是非常简单的、是非非常分明的。如果非用西方学术来套，就相当于用显微镜看大街上的人打架，那是很荒唐的，（因为）明明是肉眼就看得清楚的。而中国的问题是一些人明火执仗地抢与偷的问题，我们需要的是基本常识，基本的道德感。”

陈洪如此强烈地批判改革，那决不意味着他想回到过去，留恋毛时代。陈洪说，在毛时代，工人辛辛苦苦地劳动，每月工资仅能维持生存，而农民的日子还更差劲。陈洪也并不为毛时代“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口号所迷惑。他说那不过是一道“虚假的光环”，在当年，“我们除了领导自己所操作的机器外，我们领导过谁”？

事实上，正如陈洪所说，在80年代，工人曾经热烈地拥护改革，对改革满怀希望。陈洪说：“穷人本应该是改革的支持者、拥护者，也应该是改革的受益人。因为通过改革，可以使穷人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得到改善。”问题是，在中国的改革中，工人没有发言权。“在中国，由所谓精英主导的改革过程中，政府官员和理论界精英包办代替了一切。他们对改革政策制定的唯一垄断性，对改革实施过程的绝对控制权，使他们成为了改革的最大利益获得者。而作为没有决策权、监督权的普通民众来说，利益受到损害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陈洪引用一位网友的话：“长痛之后，要么是死亡，要么是觉醒！我们终于悟出了一个真理：没有人民的宪政，就不会有人民的民主，没有人民的民主，就不会有人民的政权，没有人民的政权，就决不会有人民的利益。——这是一条铁的定律！”

鉴于国内的政治环境，陈洪当然不可能把什么话都讲的直白透底。他坦承他有他的写作底线，有些问题只能点到为止，有些话只能那么讲。例如他写道，“我只想中央的亲民政策能落实到实处，我希望官员能改变自己的作风.我希望下岗工人能寻找到养家糊口的职业，还希望教育、医疗、道路等公共资源能为全体国民共享。这才是我写文章的最终目的。”

乍一看去，陈洪提出的具体要求并不高，在现行制度下也不是不可以解决的。这就和他在上述文字里对改革的尖锐批判很不一致。其实原因很简单。就像陈洪自己说的，“咱不能集会，不敢游行示威，也没处上访”，只能在网上写点文章发发牢骚，还要小心翼翼，自我设限。在这种缺少有效抗争手段的情况下，你除了盼望领导人发慈悲还能指望什么呢？

这就回答了令很多西方观察家困惑不解的问题。在很多西方人看来，中国经济发展得很快很好，因而中国政府的地位也很巩固，虽然贫富差距比较悬殊，但由于涓滴效应，穷人的境遇也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获得改善，更何况胡锦涛、温家宝还的的确确采取了一些旨在帮助弱势群体的政策。

但不理解的是，政府为什么要对维权活动如临大敌？！况且，这些维权活动提出的要求都是很低的，并不具有挑战政府合法性的意义，政府完全可以妥善解决。

也许答案就在于，正因为这些维权活动的要求都很低，对之进行严厉打压，才能抑制民众提出更高的要求。剥夺中国民众自由维权的权利，坚决打击民众集体抗争的能力，让他们满足于仅仅是从权势者的筵席上分得一点残羹剩菜，就可以避免广大老百姓对那些假借“改革”之名进行大抢劫、大掠夺而进行的大清算。

然而，在“长沙刁民陈洪的博客”中，陈洪坚定地表示：“公务员是为人民服务的，理应接受民众监督，所以，我有资格对公务员群体进行评论。评论不是造反，我也不认为是和政府过不去，如果因为我几篇反映我自己心态、生存状态的文章，而引起政府大厦坍塌的话，那也更不是我的责任。那样的脆弱的政府能带领我们走强国富民的路吗？如此脆弱的政府还有存在的必要吗？”